贝尔湖所在的呼伦贝尔区域，历代均设行政机构与驻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 世纪末，沙俄势力逐渐渗透至外蒙古地区，贝尔湖也随之受到俄方控制，清廷腐败无能，难以维持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

　　湖中盛产白鲑、胖头鱼等珍贵鱼类，湖畔草场丰美，是蒙古族居民重要的生活来源。

　　1945 年的雅尔塔会议期间，为换取苏联对日作战承诺，美国总统罗斯福默许苏联维持外蒙古“现状”。

　　尽管中国拥有详实的历史地图与行政记录，蒙古方面却已实际控制湖区多年，背后有苏联的强力支持。

　　最终，这一谈判于 1962 年 12 月 26 日签署《中蒙边界条约》而告一段落。

　　根据最终协议，中国仅获得贝尔湖约 6 ‒ 6.6 % 的水域，约合 40 平方公里。

　　面对现实压力与区域稳定需求，中国并未选择妥协，而是将主权争议纳入制度化边界管理，实现和平共处。

　　民间流传，南山的贝尔与北山的呼伦因爱情相融，化作贝尔湖与呼伦湖，汇成乌尔逊河。

　　它提醒我们，单纯依靠历史依据难以维护主权，现实格局与强权因素往往决定最终归属。

　　随着中蒙加强边界合作，一些“民族通婚”家庭开始频繁往来湖区，传统节日、祭湖仪式也逐渐恢复。

　　中国一侧的达斡尔族与蒙古一侧的哈日哈图部族甚至每年六月共同举行祭湖仪式。

　　这种草原民族间的“边界模糊生活”，提醒我们，国家边界未必是民族情感的分水岭。

　　特别是蒙古方面也逐渐意识到，若不与中国合作，单靠本国资源难以有效治理整个湖区生态链。

　　例如，近年来蒙古主动邀请中国科研人员进入贝尔湖进行水质监测、泥沙取样、鱼类种群统计，并共享数据。

　　这些合作不仅是生态层面的技术协作，更是一次国家间关系从“划界”走向“协同”的典范。

　　无论是唐朝设郡、清代驻旗，还是民国地图上的边界线，它都真实存在于中国北疆版图之中。

　　贝尔湖的归属，如今已不再是激烈争议的焦点，而是文化交流、生态共建的纽带。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权的调整与合作的萌芽并非对立，而是统一于“和平”这一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目标。

　　贝尔湖，终将不只是地图上的一块标记，更会成为两国共同守护的一颗“草原蓝宝石”。